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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十年代——死于梦想
 2004年11月15曰晚上,我翻开大一的时候朋友寄来的贺卡,有几行被氧化了的纤弱的淡蓝色笔迹:“My wish for you is that sometimes, just sometimes you can afford the thing you long for , rather than the thing that will go。”

 那一刻,我泪満面。后来不声响的走出宿舍,走到荷塘边,夜稠而清冷,寒树萧萧,灯火杳远。我静静偎在梧桐树下,用泪水擦拭着被时间蒙垢的少年时代,那再不能复返的岁月。

 看过‮海上‬大的DV《逆行的地铁》,男主角在海边嘶喊,抱头哭泣,剧终是他渐行渐远的背影。我是那么深刻地理解着他的痛苦,这个时代,我们糙地活着,在一条陌生的道路上,相对着陌生的面孔。

 想起了我的母亲,她用一生的含辛茹苦养育我,我是她的希望,她的骄傲,甚至于是生存意义的支撑。母亲是好強的女子,她有着学习的禀赋,却被一个倒行逆施的时代轻轻抛弃了。来到北航的第一天,母亲攥紧我的手,走在校园里默默张望,我知道,这也是她的大学。

 希腊诗人奥迪乌斯·埃利蒂斯写道:“我将我的生命带到这么远…”这曾经是我的梦想。从八十年代一路走来的人,梦想就像沙漏,都渐进失了。我们曾经被寄予希望,这希望源自于父辈们被剥夺的青舂,我们生在一个启蒙和反思的时代,成长在混乱和梦想膨的社会中,拥有着相似的浮躁和怀疑,在现实和教条的強烈反差中摇摆不定,像一行而上的芦苇,无所依赖。

 我曾经以为自己是个孩子,像彼得潘一样具有永恒的童心。直到二十二岁的时候,我依然习以为常地说起“孩子”,这就像徐娘半老的女子,依靠着胭脂水粉装点年龄,一样地心照不宣,盖弥彰。

 我不是一个孩子,我只是固执地不肯长大,八十年代的人们,永远处于一个没落的尾端,当我倾慕文学的时候,文学消沉了,当我崇尚大学的时候,大学贬值了,当我神往声名的时候,声名的影子里弥漫着铜臭。

 我在想,自己还拥有什么?我缺乏勇气,缺乏毅力,缺乏理性,缺乏引人目盼的英俊面孔。从很多角度衡量,我都很平庸。如果与这种平庸相配合,我该知足常乐,只需计较柴米的市价和人事的悲,碌碌地消耗时间,完成生命的接替。 

 但不幸的是,恰恰在如此平庸的生命心底里,冒失地接纳了癫狂的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,它不可预知地萌生膨,操纵我以执著的信仰去营建道德和精神的朦胧优越感。这种优越感令我陷入深深的矛盾和‮裂分‬,一面是卑微的身世,一面是糙单薄的经历,一面是不可自抑的世俗望,他们相互背离而又如影随形,如钉附骨,痛之凿凿。

 我在想,自己要的是什么?在那种优越感的蠢蠢驱使下,我曾以为自己要的是平静和与世无争的隐逸,那时我自信可以超然物上,脫离所谓的低级趣味和生存层面的琐碎需求,达到“不需计较与安排,领取而今现在”的悠闲心地。

 然而经历了现实的种种检验,我终于发现自己并不像原本标榜的那么单纯无争。我习惯了被人瞩目,习惯了被人宠爱,习惯了被人称为“难得”、“可贵”、“才华出众”,我越来越张扬,同时也越来越肤浅,得意于自己的社广泛、口角伶俐,却察觉自己越来越不堪忍受寂寞和寡淡。嘈杂的好莱坞电影替代了平静的阅读,餐桌的觥筹叮当替代了彻夜的长谈,宁愿在电脑前意识混乱地无聊消耗,也懒于诉诸笔墨,省察內心的细微动静。我被世俗所同化,在感官的糙‮悦愉‬中,艰难地替自己辩护,从此面孔模糊,目光黯淡,神色张皇。

 我就这么死去了,在梦想的废墟上有茭白的月光,那是我少年时代的呐喊与热切期望,它如今冰冷而寂寞。

 北大死去了,它丢失了批判和自由;

 诗人死去了,他丢失了‮立独‬和尊严;

 文学死去了,它丢失了忧患;

 电影死去了,它丢失了‮实真‬;

 足球死去了,它丢失了精神…

 与八十年代相生相随的一切都在无可避免地趋向衰落,除了望。

 对于我们,对于八十年代恍惚走来的一代人,梦想气若游丝,已经失去了左右命运的力量。

 于是,哭泣成为一项控诉,或追悼。

 苏格拉底说:“死亡是我的使命。”  M.zKUxS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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